白先勇先生是前国民党将军白崇禧的第五个儿子，1937年7月11日出生于桂林。那是“七·七卢沟桥事变”之后，抗日烽火燃遍大江南北，中华民族苦难深重的岁月。白先勇的童年便是在这样的大时代背景下度过的。1944年，长沙大火后湘桂大撤退，白先勇跟随家人离开桂林辗转到了重庆。此后，他在南京、上海等地生活了几年，1949年后迁居台湾。此一去便是半个世纪。1993年9月，应广西政协之邀，他第一次回到阔别半个世纪的故乡桂林。如同一只久离家园的归燕，他感到故乡的万事万物是那么亲切，魂牵梦绕的人事情景，让他超常的兴奋。2000年元月，应香港电台电视部之邀，参加《杰出华人系列———白先勇》的拍摄，再次回到桂林。与上次回桂林一样，白先勇一进饭店便问“有没有桂林米粉”，在漓江边恨不得一头扎进去，重温儿时光屁股嬉水的旧梦。

　　白先勇是个性情极为丰富的人。他不寻常的经历和不同于常人的情感世界，铸就了他特殊的性格。懂得中国当代文学概况的人，一定会懂得白先勇在中国当代文学特别是台湾当代文学中的地位。而白先勇的文学作品，白先勇的兴趣爱好，甚至白先勇的语言和思维，都离不开桂林这块生他养他的山水宝地，离不开桂林人这个勤劳智慧的人群。白先勇的一生，有一个永远也解不开的情结：那便是对桂林故土的眷恋。文学作品中的故乡人和故乡事谈到台湾文学，自然不能不谈到白先勇。从某种意义上说，白先勇的小说创作，代表了20世纪六、七十年代台湾小说创作的最高成就。这里我们不从思想和艺术的角度来分析和谈论白先勇的文学成就，仅就他小说的题材而言，可以说，正因为选择了有关故乡的人和事作为他早期小说的素材，白先勇的小说才显得那么独具一格，并很快就从文学的狭路上冲杀出来。

　　白先勇上中学时便喜欢文学，但五十年代的台湾，严重地重理轻文，父亲希望他成为水利专家，于是他便上了台湾成功大学水利专业。可是，白先勇对水利专业不感兴趣，脑海里常常映现着长辈和家人对他讲的那些有板有眼的故事。他梦想当一个作家，把这些故事演绎得更精彩。于是他瞒着父亲退了学，打算重新去考台湾大学中文系。可当他去请教他中学时的国文老师时，老师却劝他说，要搞现代文学创作，应当去报考外文系。后来，白先勇便在台湾大学外文系毕业。1958年，白先勇21岁时，便在台湾的《文学杂志》上发表了他的第一篇短篇小说《金大奶奶》。老桂林也许会有一个感觉，“金大奶奶”这个题目，本身就极富桂林味。当然，《金大奶奶》中不乏白先勇童年听来的故事，那些人物生活的背景，有桂林的影子。不止一位作家断言过：童年在作家的成长过程中具有着决定性的意义和作用。《金大奶奶》发表后在台湾文学界引起了很大的反响。人们对白先勇的处女作很是推崇。此后，白先勇发表了一系列怀旧题材的作品。他那脍灸人口的《玉卿嫂》、《花桥荣记》中，也有不少桂林人和事的影子。白先勇在他的小说中谈到桂林米粉、碗儿糕、马蹄糕，讲桂林街坊邻里间的故事。而且每说到这些，字里行间透射出作者掩饰不住的思乡怀旧之情。有人曾经评价白先勇早期的中短篇小说比较集中地体现出一种“世纪性的文化乡愁”，这大概是中肯的。当然，这里所指的“乡愁”不仅仅是指“桂林”故乡，在白先勇的作品中，他把整个大陆，整个中国都当作故乡了。但毋庸置疑的是，白先勇对桂林怀有特别的感情。这在他1993年和2000年的两次回乡中，充分地体现出来。

永远的桂林话永久的桂林米粉

　　白先勇虽然在桂林只生活了7年，12岁时就去了台湾，25岁去了美国，一口桂林话却说得十分正宗。李宗仁先生的长子李幼邻在桂林生活的时间也不比白先勇短，但李幼邻的桂林话远不及白先勇标准。白先勇1944年离开桂林后，无论到重庆，还是在南京、上海、台北，家里人都说的是桂林话。连家里的佣人，也都是桂林人。桂林话属于“西南官话”的一种，不同于云南话，也不同于四川腔。那种只可意会难以言传的桂林话韵味，在白先勇骨子里生了根。把“鞋”子说成“hai”子，把“去”说成“ke”，将“一直”说成“麻直”，叫小孩为“把爷”，实在别具一格。白先勇的母亲马佩璋女士出生于桂林的名门旺族，一口流利的桂林话，对白先勇影响很大。白先勇有十个兄弟姊妹，全家离开桂林后，凡在一起相聚，都说的桂林话，也不管那些后来加入这个大家庭的嫂子、姐夫、妹夫们听不听得懂。

　　白先勇在他的小说中，运用了许多桂林方言。例如“蚂拐车”、“鸡猫鬼叫”等等，桂林方言在他的怀旧小说中灵活而恰到好处的运用，使作品增添了一层独特的色彩。

　　白先勇不仅能说一口正宗流利的桂林话，还酷爱桂林米粉。几年前回到桂林故乡，也是特别喜欢吃米粉，当他即将离开桂林时，一餐竟连吃了三碗……

　　据白先勇说，他父亲白崇禧以前打仗回来，第一件事就是喊隔壁婶娘过来熬卤水做冒热米粉吃。白家四十年代末在南京、上海生活，还常常请人做桂林米粉吃，后来到了台北，很少能吃到桂林米粉，白先勇很是怀念这种特殊的地方风味。在他的名篇《花桥荣记》中，就津津有味地讲起桂林米粉的故事。

　　1993年9月，白先勇回桂林时住在榕湖饭店，见餐厅服务员就问“有没有桂林冒热米粉？”当服务员回答有时，他便啧啧嘴，大喊“先来两碗”。白先勇对笔者说，桂林米粉可谓“天下第一味”，好吃得不得了。

　　1993年9月，笔者曾陪白先勇在七星公园的月牙楼吃桂林米粉和酸笋壳炒鳅鱼，白先勇直呼爽口，还要老板弄些油爆米辣椒和蒜米来。2000年元月，笔者又陪他在花桥头一家米粉店吃米粉。说实在的，那店子的米粉在桂林算是差的，白先勇也连来两碗，还直说，多来些芫荽、酥豆，好吃好吃！白先勇吃米粉，那动作也是“训之有素”的。尽管米粉堆得高，那双筷子可以上下自如地在碗里打翻而不让佐料掉出来。这大概是桂林人的饮食本事。